1.你“欠钱必还”的责任是有限度的吗？
欠钱必还，学术上可以称为债务刚性。债务之所以是刚性而不是弹性的，因为不管债务人后期的收入如何断崖式下降，债务人的资产如何低价打折变卖处理，均需要按时按量偿还债务。
具体而言，逾期的铃声响起后，不超过90天被命名为关注类或次级贷款， 逾期90-180天被称为次级或可疑类，逾期180-360天被称为次级或可疑类，逾期360天以上则被称为可疑或损失类。时间节点非常严苛。
更重要的是，即使有抵押物的情况下，可能债务并不依赖于抵押物的“有限责任”，你的“刚性”债务是个人终身“无限责任”的。
以个人家庭购买房屋为例：
一个家庭购买了500万元的房产，首付20%，付出100万元，剩余的400万元为贷款。为什么能拿到400万元贷款，是因为将该房屋抵押，把产权让渡给债权人，自己放弃产权的情况下，可以从债权人那里获得400万资金。
当下行经济周期出现时，买房人因为失业或工资下降，无能偿还400万元贷款，因此希望放弃此住房，也即是：舍弃房屋，同时也沉没早期100万的首付，决定离开房屋。
理想的情况是，此时可以两手空空，没有房屋了，但是也不用偿还400万的贷款。没有债务，一身轻松。如果还年轻，经济还会再好，可以通过其他工作或创业方式，东山再起。
但问题是，如果债权人此时“既认房又认贷”，则无法实现无债一身轻。因为你断供，债权人从抵押的角度，拿回你手上的房屋，开始进行卖出处置，也即是你曾经的房子变为“法拍房”。
你的房屋，已经从买房时下跌了50%，房屋价值变为250万元。此时，在债务刚性约束下，债权人为了急于售出，拍卖此房，可能还会打折，例如变成200万元卖出（甚至可能200万元仍卖不出）。此时债权人坚持：我借给你的400万元，现在只收到200万元，仍有200万元需要你债务人来偿还。
那么，债务人不仅此时房子被债权人处理了，还仍欠款200万。而且，这200万持续伴随这个债务人，在无限责任下，法院强制执行，将债务人所有的其他资产全部清零，同时被划为“老赖”，将债务人列为失信人，不能乘坐高铁、飞机，不能再贷款，不能进入“正规”单位工作。。。。
可见，“欠钱不还”的责任，不仅仅限于房屋本身，而是依据400万贷款额。其影响时间也不是短期，而是具有长期性，甚至终身性。
截至2024年初，中国的失信人已经上涨至861万人，同时，2024年上半年全国法拍房挂拍规模达20多万套，央行2023年个人住房贷款违约率较2022年上升了2.3个百分点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不良额从2020年之前的几百亿变为2000亿以上。
2.是否只有个人家庭遭受债务刚性影响？
如果将实体经济分为三类部门：个人家庭、民企国企、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。
可以发现，不仅个人家庭购买房屋如此，企业也可能遇到突发的“刚性”债务。例如临时需要补缴五险一金费用与历史税收，企业的自然人股东需要限期补缴注册资本，新法制的严监管下，均可能成为失信人。
个人和民营企业，往往先被诉讼，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。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，如果作为债务人，在经济周期下行的“刚性”下，后期也容易成为被执行对象。
这是一种法制治国的公平做法，从微观角度看。
但是，在宏观上，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风险，带来“涌现效应”。
时间上，如果“追债”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，空间上，如果影响的行业不止一两个而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，那么，将带来宏观经济周期的进一步下行（目前形势和任务：要汲取日本失去30年的教训吗？）。
下行带来踩踏效应，各类资产持续被强制执行售出。被强制执行的资产，又往往属于“劣等品”，很难高价售出，只能进一步降价。
由于社会缺乏“接盘”的买家，恶性循环后，全社会的资产继续严重缩水，进一步资不抵债。
负债一直刚性不变，资产却一直弹性萎缩。资产负债之间开始严重失衡。
法制刚性保护微观上每一笔债权的公平公正，在宏观上却客观发挥了资产萎缩的“助推”作用。
微观与宏观有别。
宏观上，全社会资产价值在无形的黑洞中螺旋式下行，持续被吞噬。
伴随着这种螺旋式变化，宏观经济表现为社会失业率的大幅抬升，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的严重衰退，新增投资的全面收缩，全社会尤其对股票、股权等风险资产高度厌恶与恐惧。
3.是否只影响实体部门而不伤害金融机构？
社会中的三大实体部门，往往是债务人，金融机构尤其银行是债权人。
是否债务刚性只是影响实体部门，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始终享受权利而不受影响？
从微观上的逐笔贷款看，在经济周期下行早期，金融机构不易受损，充分享受债权人权利。银行股成为相对安全的资产。
但是，随着经济周期的进一步恶化，实体经济部门大多资不抵债，无力偿还贷款，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始出现问题。
银行的坏账持续加大，资本金不足。银行之间，也容易相互成为债务人。只是往往是中小银行率先露出。大型系统性银行最终也有可能成为被执行人，只是速度较为缓慢。系统性风险开始出现。
以日本1989年开始的经济周期下行为例，银行在10年后才开始出现问题。在前10年，银行处于债权人地位，反而被追捧。
4.如何避免微观债务刚性带给宏观的系统性风险？
微观上，保护“借债必还”，尽管法院等机构忙碌不休，判决和执行堆积如山，尽心尽力呵护社会公平，但是宏观上，却难以根本改变全社会陷入资不抵债的漩涡。
如何才能扭转？
可能的思路，不只是微观上依赖于法院等司法系统来扭转案件上升态势，而是从宏观经济周期上发力。
一是将“资不抵债”变为“债不抵资”。改善经济活力，根本上让资产价值恢复上涨，釜底抽薪，减少债务对资产的刚性作用。
全社会的资产，包括股权股票资产（搞好股市就能搞好经济？还是搞好经济才能搞好股市？）、房屋资产、设备资产、土地资产等几类（面对当前全球经济：普通人如何应对？），这些资产价值上扬时，满足“资产价值>债务额”，则债务将不再刚性。
即使做不到全部资产价值上涨，能有一两个类型的资产上涨，也是好事。不能所有资产都同时下跌。
二是将“资不抵债”变为“无债需抵”。对债务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展期，或者债转股，或者直接减免部分或全部债务。尽管资产价值下降，但是个人家庭或企业被减轻债务后，不再需要持续先还债才能度日，可以先进入正常生产模式，在生产活动中缓慢偿债。能有工作，就能带来收入增加，时间换空间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曾有宝贵的债务减免成功经验。1999年-2005年，减免银行债务，接收银行的坏账资产，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——信达、东方、长城、华融，改变了银行资不抵债的局面。四大银行剥离坏账后，重新上阵，在加入世贸的全球化浪潮中，变成全球具有竞争力的银行。
成功的银行化债经验表明，债务减免是可行的。
与此类似，不仅对银行这一特定的国有企业债务可以减免，对地方政府、民营企业、个人家庭，也可以进行适度探索。如果其债务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周期下行，资产价格下跌所致，例如住宅资产价格大跌、股票资产价格下跌、土地资产价格下跌，继而引起了资不抵债，均可以考虑适度的债务转让、债务减免、债转股，在一定条件下部门债务转化公共债务，取消个人的终身无限责任。
短期的“欠钱不还”被容忍，反而是为了长期的“借债能还、借债必还”。
短期的借债必还，一刚到底，反而导致债务的长期化，无钱可还，无法“化债”。
越是通过微观法制手段保持短期逼迫下的公平，逐一强制执行，越会导致全社会资产大面积下跌，宏观经济周期进一步长期下行，长期生产活动系统性受损（发展与安全：如何才能不被国际制裁？）。
理论上，这是社会的一种囚徒困境，或者说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自相矛盾。
微观上的“针尖对麦芒”做法，对宏观经济周期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。
5.结束语
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，一定程度摒除债务的刚性。
适度解放债务人，让其能够松开手脚，人生有重头再来的机会。
一个社会，即使没有外债，只要被内部债务刚性束缚的人越来越多，势必内部极端贫富差距越大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。
即使在古代，每当新的执政者登基时，也常采用“大赦天下”的方式（为什么历史大多处于下行经济周期？）进行化解。尽管在微观上不够公平，但宏观上释放了全社会累计的压力。
中国当代的青壮年劳动力人群，大部分已背负了债务，不再是1980年前的0值或2010年前的低值。
只有当债务人群持续减少，且能够相对自由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，成为自由劳动力（经济周期下行有什么好处吗？），回到生产线，生产出优质产品，促使企业销售收入增加，形成正向循环，债务才能正常彻底化解。
否则，矛盾激化到非常规状态，剧烈的冲击将对社会产生颠覆性的破坏。
因此，最有效的指标，就是失业率的大幅下降，直至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。
